长恨歌¹
唐代·白居易
汉皇重色思倾国²，御(yù)宇多年求不得³。
杨家有女初长成⁴，养在深闺人未识⁵。
天生丽质难自弃⁶，一朝(zhāo)选在君王侧⁷。
回眸(móu)一笑百媚生⁸，六宫粉黛(dài)无颜色⁹。
春寒赐浴华清池¹⁰，温泉水滑洗凝脂¹¹。
侍儿扶起娇无力¹²，始是新承恩泽时¹³。
云鬓(bìn)花颜金步摇¹⁴，芙蓉帐暖度春宵¹⁵。
春宵苦短日高起¹⁶，从此君王不早朝¹⁷。
承欢侍宴无闲暇¹⁸，春从春游夜专夜¹⁹。
后宫佳丽三千人²⁰，三千宠爱在一身²¹。
金屋妆成娇侍夜²²，玉楼宴罢醉和春²³。
姊(zǐ)妹弟兄皆列土²⁴，可怜光彩生门户²⁵。
遂(suì)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²⁶。
骊(lí)宫高处入青云²⁷，仙乐风飘处处闻²⁸。
缓歌慢舞凝丝竹²⁹，尽日君王看不足³⁰。
渔阳鼙(pí)鼓动地来³¹，惊破霓裳(ní cháng)羽衣曲³²。
九重城阙(què)烟尘生³³，千乘(shèng)万骑(jì)西南行³⁴。
翠华摇摇行复止³⁵，西出都门百余里³⁶。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³⁷。
花钿(diàn)委地无人收³⁸，翠翘金雀玉搔头³⁹。
君王掩(yǎn)面救不得⁴⁰，回看血泪相和流⁴¹。
黄埃散漫风萧索⁴²，云栈(zhàn)萦纡(yíng yū)登剑阁⁴³。
峨嵋山下少人行⁴⁴，旌(jīng)旗无光日色薄⁴⁵。
蜀江水碧蜀山青⁴⁶，圣主朝朝暮暮情⁴⁷。
行宫见月伤心色⁴⁸，夜雨闻铃肠断声⁴⁹。
天旋地转回龙驭(yù)⁵⁰，到此踌躇(chóu chú)不能去⁵¹。
马嵬(wéi)坡下泥土中⁵²，不见玉颜空死处⁵³。
君臣相顾尽沾衣⁵⁴，东望都门信马归⁵⁵。
归来池苑(yuàn)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⁵⁶。
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⁵⁷？
春风桃李花开日⁵⁸，秋雨梧桐叶落时。
西宫南内多秋草⁵⁹，落叶满阶红不扫⁶⁰。
梨园弟子白发新⁶¹，椒房阿监青娥老⁶²。
夕殿萤飞思悄然⁶³，孤灯挑尽未成眠⁶⁴。
迟迟钟鼓初长夜⁶⁵，耿(gěng)耿星河欲曙(shǔ)天⁶⁶。
鸳鸯瓦冷霜华重⁶⁷，翡翠衾(qīn)寒谁与共⁶⁸？
悠悠生死别经年⁶⁹，魂魄不曾来入梦⁷⁰。
临邛(qióng)道士鸿都客⁷¹，能以精诚致魂魄⁷²。
为感君王辗(zhǎn)转思⁷³，遂(suì)教(jiào)方士殷勤觅(mì)⁷⁴。
排空驭(yù)气奔如电⁷⁵，升天入地求之遍⁷⁶。
上穷碧落下黄泉⁷⁷，两处茫茫皆不见⁷⁸。
忽闻海上有仙山⁷⁹，山在虚无缥缈(piāo miǎo)间⁸⁰。
楼阁玲珑五云起⁸¹，其中绰(chuò)约多仙子⁸²。
中有一人字太真⁸³，雪肤花貌参差(cēn cī)是⁸⁴。
金阙(què)西厢(xiāng)叩(kòu)玉扃(jiōng)⁸⁵，转教(jiào)小玉报双成⁸⁶。
闻道汉家天子使⁸⁷，九华帐里梦魂惊⁸⁸。
揽衣推枕起徘徊⁸⁹，珠箔(bó)银屏迤逦(yǐ lǐ)开⁹⁰。
云鬓半偏新睡觉⁹¹，花冠不整下堂来⁹²。
风吹仙袂(mèi)飘飖(yáo)举⁹³，犹似霓裳羽衣舞⁹⁴。
玉容寂寞泪阑干⁹⁵，梨花一枝春带雨⁹⁶。
含情凝睇(dì)谢君王⁹⁷，一别音容两渺茫⁹⁸。
昭(zhāo)阳殿里恩爱绝⁹⁹，蓬莱宫中日月长¹⁰⁰。
回头下望人寰(huán)处¹⁰¹，不见长安见尘雾¹⁰²。
惟将旧物表深情¹⁰³，钿合金钗寄将去¹⁰⁴。
钗留一股合一扇¹⁰⁵，钗擘(bò)黄金合分钿¹⁰⁶。
但教心似金钿坚¹⁰⁷，天上人间会相见¹⁰⁸。
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¹⁰⁹。
七月七日长生殿¹¹⁰，夜半无人私语时¹¹¹。
在天愿作比翼鸟¹¹²，在地愿为连理枝¹¹³。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¹¹⁴。
译文
大唐天子渴望绝代佳人，登基多年，却一直没有遂心。
杨家的女儿出落得娉娉婷婷，深闺里长大，初未知名。
上天造就了美色岂会埋湮，终于她遴选入明皇的宫廷。
她回头一笑，自有百种风情，姿容压倒了满宫的妃嫔。
初春明皇送她到华清池入浴，温泉水抚弄着肌肤如玉。
侍女扶起了她娇生生的柔躯，这才是君王宠幸的序曲。
秀发衬着花容，满头珠翠集聚，绣帐里享受春宵欢娱。
春宵一刻千金实在匆遽，温柔乡中明皇从此不忍离去。
她谈笑宴饮一刻不停，春天随着出游，夜晚守着侍寝。
后宫美女个个都有风韵，三千人的宠爱由她一人独领。
她夜夜精心妆扮博取君恩，玉楼上恣意欢饮一醉青春。
姊妹兄弟跟着她平步青云，富贵煊赫，顿时成了豪门。
使天下父母怦然动心，不愿生下儿郎，宁可产个千金。
骊山的行宫高入云霄，宫乐随风飘送，处处都能听到。
丝竹和着轻歌曼舞多美妙，明皇整日欣赏，看个不了。
渔阳传来叛乱的警报，惊破了《霓裳羽衣曲》的音调。
都城也免不了战祸骚扰，逃难的皇家队伍奔向了蜀道。
天子仪仗仓皇，走一遭歇一遭，西出长安才百里之遥。
卫队不肯行进，明皇无奈下诏，贵妃在马前玉殒香消。
她的遗物满地乱抛，那白玉簪，那金凤钗，那珠翠翘。
无计援救的明皇掩住了脸，一回首，止不住血泪千条。
萧瑟的悲风里黄尘弥漫，沿着曲曲栈道直向剑阁登攀。
峨嵋山底下人迹罕见，昏冥的日色中蠕动着旌旗黯淡。
碧绿的蜀水啊青青的巴山，明皇的思念之情从早至晚。
行宫中见月色明皇只觉凄惨，夜雨里闻銮铃催人肠断。
时局好转了，帝辇回返，路上经过马嵬坡，不禁盘桓。
就在马嵬坡下的黄土间，她长眠着，再不见玉颜生还。
君看着臣，臣看着君，无不心酸，信马东行回向长安。
长安的宫苑犹存旧貌，太液池的荷花，未央宫的柳条。
荷花像她的脸，柳叶如她的眉，这一切叫人能不泪抛。
不论是桃李春风，丽日高照，还是在雨打梧桐的秋宵。
西宫南内长满了凄迷的衰草，满阶的红叶堆积得高高。
当年梨园的子弟添了二毛，后妃宫室的女官垂垂将老。
黄昏寝殿的流萤令人悲愀，孤灯挑尽，依然难以睡着。
秋夜渐长，钟鼓声缓缓回绕，银河闪烁着，天色将晓。
严霜凝结在鸳鸯瓦表，翡翠被里空空，谁伴相思寂寥。
生死悠悠，经过多年煎熬，梦里她竟然没有来过一遭。
临邛的道士作客在鸿都门，能用虔诚的心念招来亡魂。
他有感于明皇思念的深沉，愿以法力相助不倦地追寻。
驾驭云气冲上高空如闪电般驰奔，上天入地到处探问。
上至青天碧霄，下至黄泉地层，两处茫茫都不见倩影。
忽然听说海上的蓬莱仙境，仙山虚无缥缈，若现若隐。
精致的楼阁上漾着五色彩云，楼中的仙女们柔美轻盈。
其中有一位仙女小字太真，雪肤花貌，仿佛就是伊人。
金阙前轻敲西厢玉门，吴家小玉询问，又转告董双成。
侍女们通报来了明皇使臣，仙帐里惊醒了酣睡的太真。
她披衣离床，徘徊不定，掀开了道道珠帘，座座银屏。
她半偏着云髻，醒来困态犹存，花冠不整便下堂出迎。
长袖被风吹得飘举轻盈，还像当年霓裳羽衣舞的情景。
忧伤的花容泪水纵横，如同春天的一枝梨花带着雨痕。
她含情凝视向君王转禀，自别后声音容貌都渺无踪影。
昭阳殿里断绝人间的恋情，蓬莱宫中难挨漫长的仙辰。
回首遥望下方遥远的人间，不见长安，但见茫茫雾尘。
只能以旧日的信物遥寄寸心，请将钿盒金钗带回宫廷。
金钗留一股钿盒留一扇，金钗擘开黄金钿盒平分宝钿。
只要君王心如金钿般坚定，天上或是人间总会有重逢。
临别时又开言，情意恳恳，话中有两人才知晓的誓盟。
那年七夕的长生殿庭夜半无人，她同明皇预订了来生。
在天空愿作飞鸟双双比并，在地上愿作松柏连枝同心。
天长地久或有终结时分，唯有这绵绵的长恨无休无尽。
摘要
《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一首长篇叙事诗。此诗可分为三大段，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惊破霓裳羽衣曲”共三十二句为第一段，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生活、爱情效果，以及由此导致的荒政乱国和安史之乱的爆发。从“九重城阙烟尘生”至“魂魄不曾来入梦”共四十二句为第二段，写马嵬驿兵变，杨贵妃被杀，以及此后唐玄宗对杨贵妃朝思暮想，深情不移。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共四十六句为第三段，写唐玄宗派人上天入地到处寻找杨贵妃和杨贵妃在蓬莱宫会见唐玄宗使者的情形。
《长恨歌》的中心思想是批评唐玄宗重色误国导致安史之乱，同时又同情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歌颂他们生死不渝的爱情。全诗的艺术性较高。其一是对原有史料的选择和运用。唐玄宗既是悲剧的制造者，又是悲剧的承受者。诗人在写他们的罪恶一面时，注意点到为止，尽量不太损伤他们的形象，从而保证了悲剧故事前后的和谐统一。其二是故事中浪漫色彩的加入。爱情可以使生者死，可以使死者生，这样的力量在此之前还没有人描写过。其三是有关人物形象、人物心理活动的精彩描写。其四是对离别之苦、相思之情的正面描绘，它不仅占的篇幅大，而且角度多、变化多。其五是语言的精美，既生动、形象、凝练，又婉转、流利、韵律性强，使人传诵不绝。元代白朴的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明代吴世美的传奇《惊鸿记》、清代洪昇的传奇《长生殿》等，在构思上都曾受到《长恨歌》的启发，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创作背景
时代背景
唐玄宗是唐代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统治前期，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措施，使人民获得近四十年的安定，唐王朝的兴盛达到了顶峰。天宝后期，由于唐玄宗骄傲放纵，黩武贪功，耽于淫乐，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给广大人民带来很多痛苦。但是，唐玄宗前期给人民的良好印象是深刻的，即使到了天宝后期，人民生活总的来说也还是比中唐时期好得多；而且唐玄宗在事变发生后乃至仓皇奔蜀之时，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没有完全忘怀百姓。所以在人们心目中，他是一个一度受奸臣蒙蔽的英主，而不是彻头彻尾的无道昏君。再加上此后一连几个皇帝都昏庸无能，长期不能平息战乱，人民生活越来越痛苦，自然就产生了对唐玄宗的怀念。人们对唐玄宗晚年在李辅国和唐肃宗监视下，身边无一旧人、郁郁而终的凄凉境遇感到同情。同时，在封建社会中，皇帝对一个妃子过分宠爱本不算一回事，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也绝不是造成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那么，杨贵妃的惨死就不是罪有应得，而很自然地引起人们的同情。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寄托人们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怀念与同情的传说也就产生了，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民间流传，最终演变成为“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的悲剧爱情故事。 [14] [15]
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元和初年，正是安史之乱后百弊积结的中唐，当时社会政治腐败、经济凋弊，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吐蕃侵扰。中唐人民目睹时代沧桑巨变，不满于社会分裂、动乱和凋弊的现实，怀念盛唐的统一、安定与繁荣。因此，上至君臣之间，下至文人聚会、歌楼酒馆、街谈巷议，在社会各阶层中形成了爱谈论开元天宝遗事的风气，探讨由盛转衰的教训也是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中唐时代普遍存在的怀念盛世、不满现实的社会思潮，反映到文学领域中，就相应产生了一股新的创作潮流，即以回忆开元天宝时代的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潮流。一方面，文人们收集开元天宝时代的种种传说，写成了杂史或传奇小说；另一方面，这些广泛流传的传说，又为诗歌提供了丰富的题材，诗人们或回忆盛世、盼望中兴，或抚今追昔、感伤国运，或借昔讽今、针砭时弊，创作了不少兴寄深切的诗歌。白居易的《长恨歌》即属于后者。
个人背景
白居易“家贫多故，年二十七方从乡试”，及第为官以前的生活基本上是在动荡不安、颠沛流离之中度过的。在艰难的生活中，他勤学不辍，以至“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以第四名及第。贞元十九年（803），白居易以“拔萃”登科为校书郎，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他的思想体系是儒、释、道三家杂糅，他奉行“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的处世原则，二者的矛盾性与互补性构成了他思想的鲜明特征。其中既有勇敢的一面，也有懦弱的一面；他有时敢于直谏，为民请命，但有时又安分守己和明哲保身。一方面，他是一个关心人民疾苦的诗人；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封建王朝中食禄奉公的官吏。黑暗腐败的时代环境与穷困的家庭环境限制了诗人的发展，形成了诗人心理上的灰暗色彩与消极因素；早年长期不顺的境遇、艰难的生活使诗人产生了悲哀自怜的情结；儒家的“入世兼济”与佛道的“出世独善”构成了他思想的矛盾性，并导致了他的双重人格。这就为《长恨歌》的创作提供了特殊的心理情境。
《长恨歌》实际也是诗人长达十几年不幸爱情的艺术概括。白居易正式结婚很晚，直到唐宪宗元和二年（807）才与杨氏完婚，时年三十六岁。白居易晚婚的原因是他年轻时在符离（今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有一个感情甚笃的女子，“十五即相识，今年二十三”（《长相思》）。女子名叫湘灵，因为社会门第等级观念，白居易没能和这个出身普通人家的姑娘正式结婚，所以两人的爱情是饱含着血泪的。白居易三十二岁那年离开符离，与情人再无相见机会。《长恨歌》写在白居易与杨氏结婚的前几个月，诗人这一阶段的感情是相当痛苦的，因为失去了与湘灵相会的任何可能。当陷入相思痛苦深渊不能自拔时，一旦涉及到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悲剧，诗人的痛苦之情便凭借这个“易传之事”，以“绝妙之词”抒写出来。
《长恨歌》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当时白居易三十五岁，任盩厔（今陕西省周至县）县尉。关于这首诗的写作缘起，据白居易的朋友陈鸿说，他与白居易、王质夫三人于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到仙游寺游玩，偶然间谈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这段悲剧故事，大家都很感叹。王质夫认为，像这样突出的事情，如无大手笔加工润色，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没。于是王质夫就请白居易写一首长诗，请陈鸿写一篇传记，二者相辅相成，以传后世。因为长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他们就称诗叫《长恨歌》，称传叫《长恨歌传》。
文学赏析
在这首长篇叙事诗中，诗人以精练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而且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和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进行艺术的再创造，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感动历代读者。
从结构上看，全篇可分为三个部分：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惊破霓裳羽衣曲”为第一部分，诗人用三十二句的篇幅来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生活，并讲述了由此带来的荒政乱国的情形以及安史之乱的爆发；从“九重城阙烟尘生”至“魂魄不曾来入梦”共四十二句为第二部分，写杨贵妃在马嵬驿兵变中被杀，以及此后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表现了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感情坚定不移；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为全诗的第三部分，写道士帮唐玄宗到海上仙山寻找杨贵妃。
诗歌开篇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起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诗人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短短七个字就概括了人物的主要特点，确定了情节发展的方向，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倾国”一词，本来指能够使全国人倾倒的美色，但在这里却具有双关意义，诗的第一部分正是写唐玄宗由“思倾国”而导致“倾国”（国家倾覆）结局的。紧接着，诗人用简略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随后，诗人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入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还反复渲染了唐玄宗得到杨贵妃之后在宫中如何纵欲：“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如何行乐：“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所有这些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读者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了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
下面，诗人具体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安史之乱的政治悲剧是唐玄宗的荒淫误国造成的，而这一政治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正是白居易所写的这个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长恨”的原因。“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生离死别的一幕。据史书记载，“六军不发”的原因，主要是要杀酿成安史之乱、导致潼关失陷的祸首杨国忠及其同恶。但真正的祸首实际上是唐玄宗，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又因杨贵妃的裙带关系而让杨国忠把持朝政，以致祸国殃民。诗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掩盖马嵬驿兵变的真相，为唐玄宗开脱，而是如实地写出了唐玄宗被逼得“无奈何”，被迫赐死杨贵妃。杨贵妃之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诗人只用了六句诗，就把杨贵妃的死因，死后的情状，唐玄宗和杨贵妃死别时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因为有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
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伤情，物是人非的种种感触：“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这几句写唐玄宗因思念杨贵妃而夜不成眠，以“夕殿萤飞”再现了唐玄宗当时“思悄然”的环境，以“孤灯挑尽”渲染了唐玄宗孤独愁苦、静默思念的精神状态，表明唐玄宗不仅没有杨贵妃陪伴，而且简直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家寡人了。诗人把叙事、写景、抒情结合在一起，在叙事中抒写，反复描摹，反复渲染，使故事具有回肠荡气的艺术魅力。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来描写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故事情节并没有停留在一个感情的点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而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入蜀，是在与杨贵妃死别之后，唐玄宗内心是悲哀和酸楚的；还都，“天旋地转”，应该是高兴的事，但一路上，旧地重经，又唤起了许多伤心的记忆，旧恨新愁还是一段段地添上，回到宫里日日夜夜，孤寂冷清，这种思念的情怀就更难排解了。如果没有这段内心世界细腻的描写，没有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就是纯粹的空中楼阁了。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临邛道士被唐玄宗辗转思念杨贵妃所感动，于是帮助他寻找杨贵妃。“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诗人采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后来，道士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杨贵妃过着与世隔绝的仙家生活，很想得知唐玄宗的真实情况，却始终得不到任何消息，现在天子派使者来了，她真是万分惊喜。“揽衣”“推枕”“起徘徊”“下堂来”，几个连续性的动作，把杨贵妃见到使者的急切、知道唐玄宗近况的渴望都表现出来了。诗人让杨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真是“淡处藏美丽，浅处著工夫”（元代方回语）。诗中略去了道士的致辞，而重在写杨贵妃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刻画出一个同样执着于爱情的杨贵妃形象。诗人以这种天上人间心心相印的动人形象，进一步深化和渲染“长恨”的主题。“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用“比翼鸟”和“连理枝”比喻杨贵妃对唐玄宗生死不渝的爱，形象鲜活，生动贴切。诗中的仙境是从唐玄宗对杨贵妃的苦苦思念、追求的感情生发出来的，它并没有离开人物思想感情发展的线索，相反，尽管写得虚无缥缈、迷离惝恍，却不曾给人以不合情理的感觉，反而给故事增添了异彩，使它更加宛转动人。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尾，“无绝期”和“有时尽”形成对比，不仅凸显了长恨绵绵永无休止的题旨，回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这一悲剧性结局，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喜欢“大团圆”的模式，尤为难能可贵。
一方面由于诗人世界观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由于唐玄宗既是安史之乱的制造者又是所谓的“五十年太平天子”，因此《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也具有双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诗的前半部分露骨地讽刺了唐玄宗的荒淫误国，是长恨之因；诗的后半部分，诗人用充满同情的笔触写唐玄宗的入骨相思，从而使诗的主题思想由批判转为对坚贞专一的爱情的歌颂，是长恨的正文。同时，在歌颂和同情中仍暗含讽意，如结尾两句便暗示了正是唐玄宗的重色轻国造成了这个无可挽回的终身恨事。但是，诗的客观效果是同情远远超过了讽刺，读者往往深爱其“风情”，而忘记了“戒鉴”。这不仅因为诗人对唐玄宗的看法存在矛盾，而且和诗人在刻画唐玄宗的相思之情上着力更多也很有关系。《长恨歌》前半部分写实，后半部分则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手法，但虚构中仍有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人物形象生动，使人不觉得是虚构。语言和声调优美，抒情写景和叙事融合无间，也都是《长恨歌》的艺术特色。
思想内容
白居易把他的诗分为讽谕、感伤、闲适、杂律四类，而将《长恨歌》列在感伤类。诗人曾颇为自得地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在他看来，《长恨歌》与讽谕诗《秦中吟十首》不同，它是“风情”之歌。有人把“风情”理解为“儿女风情”，这是不合原意的。在这一联诗里，“风情”与“正声”对偶，“风情”指风人之情，“正声”指雅正之声。所以，把《长恨歌》的题旨仅仅归结为“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的讽谕说，在很大程度上有悖于作品的客观内容。
《长恨歌》与一般叙写爱情悲剧诗歌不同的是，这个悲剧的主人公是帝王和妃子，悲剧的制造者和悲剧的主人公是重合的。诗的前半部分主要叙写唐玄宗重色误国和杨贵妃恃色邀宠。由于唐玄宗“春宵苦短”不理朝政，导致安史之乱的发生。在这一部分里，诗人流露出明显的讽谕，如“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是对唐玄宗的批判，“姊妹弟兄皆列土”数句是对裙带关系的针砭；然而也为之讳饰，如杨贵妃原为唐玄宗之子寿王妃，陈鸿《长恨歌传》就写到“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但在《长恨歌》中却是“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可见白居易对唐玄宗的态度与陈鸿有所不同，是有意护短的。诗的后半部分主要叙写马嵬驿兵变后，唐玄宗和杨贵妃彼此的思念及生死离别的悲剧。此时的主人公身份发生变化，一个是失败的帝王，一个是仙山的太真。在这一部分里，唐玄宗的性格已经由“好色好淫”为主转化为“情痴情种”，诗人的态度也明显由讽谕为主转向同情了。诗人在民间流传故事的基础上，按照人间理想的爱情模式进行艺术提炼，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悲剧演绎为普通人的爱情悲剧，寄托了诗人对忠贞不渝的美好爱情的赞颂之意：“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全篇虽有对悲剧主人公唐玄宗重色误国的批判倾向，但也有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生离死别遭遇的同情态度，对“比翼鸟”“连理枝”的赞美歌颂。
《长恨歌》的主题具有复杂性，既有批判、讽谕成分，又有同情、歌颂成分。《长恨歌》主题的双重性并不是缺点，而是一个创造性的突破。纵观中国叙事文学史，在《红楼梦》诞生以前，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大抵是平面化、单一化的，正如《红楼梦》脂评所指出：“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缺少活生生的丰富内涵。《红楼梦》则不然，如贾宝玉就“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账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他身上体现了多种性格元素的综合。在《红楼梦》问世的九百五十多年前白居易就初步创造了一个集多种性格元素于一身的唐玄宗的形象，他身上也确实交织着善与恶、爱与恨、灵与肉、可怜与可憎、坚贞诚挚与昏庸鄙俗、情痴情种与好色好淫。白居易在诗中不但揭示了这种多重性，使之相反相形，而且使之在情节发展中浑然一体地显示出来，有其令人信服的逻辑。《长恨歌》的双重主题就根植于人物形象浑然一体的多重性格之中。
《长恨歌》中唐玄宗的多重性格，还有其客观的现实依据和诗人的创作心理依据。历史上的唐玄宗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不但是糊涂的昏君，而且更是有所作为的贤君，青史垂名的开元盛世就与他分不开。白居易在《策林》中不止一次地写到”太宗、玄宗抱神圣文武之姿”，把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和唐太宗的贞观之治相提并论。唐玄宗还是聪明才俊的乐舞鉴赏家、创作家和倡导者，对艺术事业的繁荣起过推动作用。白居易也是乐舞的理论家和倡导者，对此容易产生同感共鸣。他在多首诗中赞及《霓裳羽衣曲》，这一作品的创作、欣赏和流行不仅与唐玄宗有关，还因杨贵妃擅长此舞而更负盛名。白居易曾把此曲看作开元盛世的艺术象征，在《长恨歌》中还很自然地以此象征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或爱情之梦。“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于是爱情及其美梦一去不复返，开元盛世更是烟消云散了。诗人虽颇有针砭之意，但同情遗憾之心也跃动在字里行间。有学者认为，《霓裳羽衣曲》是亡国之音的象征，这不符合白居易的心理，有违事实。白居易说：“我爱霓裳君合知，发于歌咏形于诗。君不见我歌云，惊破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舞歌》）明明是并不贬抑《霓裳羽衣曲》，由此也可见他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有一定好感，这可看作他创作《长恨歌》的重要心理依据。总之，白居易对唐玄宗是既有好感，又有反感，故在诗中既哀其不幸，又讽其昏庸，而在这双重主题中，同情其爱情悲剧则是主要方面。
回看全诗就会明显地感到，前半部分基本是写实的，后半部分则逐步转到了浪漫主义的想象；前半部分以批评为主，带有讽谕的意味，后半部分则以同情为主，带有感伤的意味。这本来是相互矛盾的东西，却通过马嵬驿兵变联系起来了。尽管如此，这种矛盾并没有统一，诗人也无法统一。因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悲欢离合是与政治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诗人来说，既要批评，又要同情，二者难以统一。诗人思想的局限性就表现在这里，作品主题思想的复杂性也表现在这里。也许正是因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悲剧性结局，以及白居易对两人故事的矛盾态度，所以才以“长恨”命题，以“长恨”作结。
艺术特点
艺术形式
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之前，中国文学史上已有过《孔雀东南飞》《木兰诗》等长篇叙事诗，但它们都是民间的创作，叙述故事、塑造人物用的多是民歌的手法，艺术形式也比较朴素。《长恨歌》的故事虽然是从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蜕化出来的，但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诗人采用了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借着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某些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高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还都路上，“天旋地转”，本来是高兴的事，但旧地重过，玉颜不见，不由伤心泪下。叙事中，又增加了一层痛苦的回忆。回长安后，景物依旧，人却不在了，禁不住潸然泪下，展示了人物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从黄昏写到黎明，集中表现了夜间被情思萦绕久久不能入睡的情景。处处触物伤情，时时睹物思人，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和寻觅。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到梦中去找，梦中找不到，又到仙境中去找。如此跌宕回环，层层渲染，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达到了高潮。
情节安排
《长恨歌》的题材相当复杂，从杨贵妃入宫写起，一直写到唐玄宗返回长安以后，时间上下几十年，涉及安史之乱、马嵬驿兵变等许多历史事件，又吸收了唐玄宗遣道士访求杨贵妃魂魄这一民间传说，从人间写到天上，构思规模之大在古典叙事诗中是罕有的。面对这样复杂的题材，诗人并没有像史家那样面面俱到，而是根据主题的需要来剪裁材料、安排情节，使得主线分明，结构谨严。诗人对有利于突出主题的情节都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作了细致生动的描写。唐玄宗遣道士访求杨贵妃魂魄这一情节虽然是出于传说，但它有力地表现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坚贞，可以激起人们的同情，自然成为了全诗的中心情节，所以诗人用了十八句之多的篇幅对其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同样从突出主题的需要出发，诗人对那些不利于表现主题或与主题没有多少关联的事件，有的索性略去不写，有的则仅作必要交代。例如杨国忠的专权与安史之乱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是详细描写这些事件势必影响到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形象，所以前者干脆不提，后者也仅以“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两句作了交代。又如从马嵬驿兵变到安史之乱平息、唐玄宗返回长安包含了许多历史事件，但这些事件和主题没有多少关联，诗人仅以“天旋地转回龙驭”一句就把整个过程都概括进去了，保证了主题的突出，也没有妨碍情节的连贯。正是因为诗人紧紧抓住了主题的需要来决定材料的取舍、详略，才能把众多的历史事件和传说组织得紧凑谐和，收到了举重若轻的效果。 [14] [21]
人物形象
在封建时代，帝王和后妃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文学作品中，他们通常是歌功颂德的对象，却很少被作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加以描绘。在白居易之前，只有《史记》《汉书》等历史著作的传记中写到一些帝王后妃，但是严格来说，那毕竟是历史，不允许过多的艺术想象和虚构。此外，六朝小说也有少数几篇描写了帝王后妃的轶事，如《汉武故事》《飞燕外传》等，但这些作品基本上是模仿史传的写法，缺乏生动细致的个性描写，又无一例外地着力渲染帝王后妃的不同常人之处，这就使得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甚至不近人情。白居易的《长恨歌》打破了这种传统写法。他没有突出所谓帝王后妃应有的“风度”，抹去了以往作品中加在帝王后妃身上的神秘色彩，像写普通人那样来刻画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形象，写他们的爱情。这样塑造出来的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形象有血有肉，使读者感到亲切而且真实可信。例如写唐玄宗思念杨贵妃的情景：“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前一句的“夕殿”指出时间、地点，是符合唐玄宗的帝王身份的，“萤飞”烘托出一派凄凉的气氛，但帝王所居的宫殿中是否真的荒凉到这种地步就很难说了，很可能是出于诗人的想象；后一句中的“孤灯挑尽”也不符合帝王生活的真实情况，而更符合于普通人。但正因如此，唐玄宗的形象在广大读者看来才更亲切、更易于理解，也才更能引起同情。
语言特色
《长恨歌》的语言也有突出的特点。第一，诗中使用了较多华丽的字面，如“鸳鸯瓦”“翡翠衾”“金阙”“玉扃”“九华帐”“珠箔银屏”等。这些语言精练而流畅，优美而易懂，具有鲜明的形象性，而且符合皇宫和仙阙这样一些特定的环境，符合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特定身份，也符合两人爱情故事的浪漫色彩。因此，读来丝毫不感到矫揉做作，只觉得华美而又自然。第二，《长恨歌》用典用事较少，而且全都来自传说故事。“小玉”和“双成”都是流传很广泛的传说故事中美丽多情的女子。因此，诗人借用她们的名字作为杨贵妃在仙宫的侍女，既不影响读者理解诗的内容，又衬出杨贵妃的美丽和高贵。第三，《长恨歌》和白居易的其它叙事诗一样，都采用七言古诗的形式。另一方面，在不妨碍表达诗人用意的前提下，《长恨歌》又吸收了近体诗的长处，全诗中穿插着许多“属对排偶”十分严整的句子，例如“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等。这些诗句的穿插使全诗的音节更加和谐悦耳，语言更加优美，声文并茂。
名家点评
唐代陈鸿《长恨歌传》：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邪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歌既成，使鸿传焉。
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唐代黄滔《答陈磻隐论诗书》：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沧溟无际，华岳干天。然自李飞数贤，多以粉黛为乐天之罪，殊不谓《三百五篇》多乎女子，盖在所指说如何耳。至如《长恨歌》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刺以男女不常，阴阳失伦。其意险而奇，其文平而易，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哉！
唐代孟棨《本事诗》：诗人张祜，未尝识白公。白公刺苏州，祜始来谒。才见白，白曰：“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谓？”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邪？”张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尝记得舍人目连变。”“何也？”祜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邪？”遂与欢宴竟日。
北宋田锡《贻陈季和书》：乐天有《长恨词》《霓裳曲》、五十讽谏，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谁敢非之！
北宋李觏《读长恨辞二首》：（其一）玉辇迢迢别紫台，系环衣畔忽兴哀。临邛谩道蓬山好，争奈人间有马嵬。（其二）蜀道如天夜雨淫，乱铃声里倍沾襟。当时更有军中死，自是君王不动心。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白乐天《长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峨嵋在嘉州，与幸蜀路全无交涉。……此亦文章之病也。
北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唐人咏马嵬之事者多矣。世所称者，刘禹锡曰：“官军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无辉。”白居易曰：“六军不发争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此乃歌咏禄山能使官军皆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诛杨妃也。噫！岂特不晓文章体裁，而造语蠢拙，抑已失臣下事君之礼矣。
北宋范温《潜溪诗眼》：白乐天《长恨歌》，工矣，而用事犹误。“峨眉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不行峨眉山也，当改云“剑门山”。“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长生殿乃斋戒之所，非私语地也。华清宫自有飞霜殿，乃寝殿也。当改长生为飞霜，则尽矣。
北宋吴幵《优古堂诗话》：白乐天《长恨歌》云：“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盖用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云：“女伴莫话孤眠，六宫罗绮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衷教在谁边。”
北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白乐天《长恨歌》有“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之句，宁有兴庆宫中夜不烧蜡油，明皇帝自挑尽者乎？书生之见可笑耳。
北宋阮阅《诗话总龟》：老杜《北征》诗曰：“唯昔艰难初，事与前世别。不闻夏商衰，中自诛褒妲。”意者明皇鉴夏商败，畏天悔过，赐妃子死也。而刘禹锡《马嵬》诗曰：“官军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白乐天《长恨歌》曰：“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乃官军迫使杀妃子，歌咏禄山叛逆耳。孰谓刘白能诗哉！《北征》诗识君臣大体，可贵也。
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白乐天作《长恨歌》，元微之作《连昌宫词》，皆纪明皇时事也。予以为微之之作过白乐天之歌。白止于荒淫之语，终篇无所规正；元之词乃微而显，其荒纵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讽，为优也。
北宋马永卿《懒真子》：诗人之言，为用固寡，然大有益于世者，若《长恨歌》是也。明皇、太真之事本有新台之恶，而歌云：“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故世人罕知其为寿王瑁之妃也。《春秋》为尊者讳，此歌真得之。
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杨太真事，唐人吟咏至多，然类皆无礼。太真配至尊，岂可以儿女语黩之邪？……《长恨歌》在乐天诗中为最下，《连昌宫词》在元微之诗中乃最得意者，二诗工拙虽殊，皆不若子美诗微而婉也。又：梅圣俞云：“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元微之云：“道得人心中事。”此固白乐天长处，然情意失于太详，景物失于太露，遂成浅近，略无余蕴，此其所短处。如《长恨歌》虽播于乐府，人人称诵，然其实乃乐天少作，虽欲悔而不可追者也。其叙杨妃进见专宠行乐事，皆秽亵之语。首云“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后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又云“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此固无礼之甚。“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此下云云，殆可掩耳也。“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等语乃乐天自以为得意处，然而亦浅陋甚。“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此尤可笑，南内虽凄凉，何至挑孤灯耶？惟叙上皇还京云：“天旋日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叙太真见方士云：“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一篇之中，惟此数语稍佳尔。《长恨歌》，元和元年尉盩厔时作，是时年三十五，谪江州十一年，作《琵琶行》，二诗工拙，远不侔矣。
南宋周紫芝《竹坡诗话》：白乐天《长恨歌》云：“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舂带雨。”人皆喜其工，而不知其气韵之近俗也。东坡作送人小词云：“故将别语调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虽用乐天语，而别有一种风味，非点铁成黄金手，不能为此也。
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白乐天诗云：“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非逼迫而何哉？然明皇能割一己之爱，使六军之情帖然，亦可谓知所轻重矣。
南宋陈知柔《休斋诗话》：介甫云：“‘梨花一枝春带雨’‘桃花乱落如红雨’‘珠帘暮卷西山雨’皆警句也。然不若‘院落深沉杏花雨’为佳。”予谓杏花雨固佳，然而“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却于风月上写出柳絮梨花，尤有精神。然尝欲转移两句作“溶溶院落梨花月，淡淡池塘柳絮风”，此老杜“红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格也。
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梨花一枝春带雨”“桃花乱落如红雨”“小院深沉杏花雨”“黄梅时节家家雨”，皆古今诗词之警句也。予尝欲作一亭子，四面皆植花一色，榜曰“四雨”，岂不佳哉！
南宋洪迈《容斋随笔》：白乐天《长恨歌》《上阳人歌》，元微之《连昌宫词》，道开元间宫禁事最为深切矣。又：《连昌宫词》《长恨歌》皆脍炙人口，使读之者情性荡摇，如身生其时，亲见其事，殆未易以优劣论也。然《长恨歌》不过叙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它激扬，不若《连昌词》有监戒规讽之意。又：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
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哀江头》即《长恨歌》也。《长恨歌》冗而凡，《哀江头》简而高。
南宋王楙《野客丛书》：诗人讽咏，自有主意，观者不可泥其区区之词。《闻见录》曰：“乐天《长恨歌》‘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岂有兴庆宫中夜不点烛，明皇自挑灯之理？”《步里客谈》曰：“陈无己《古墨行》谓‘睿思殿里春将半，灯火阑残歌舞散。自书小字答边臣，万国风烟入长算。’‘灯火阑残歌舞散’，乃村镇夜深景致，睿思殿不应如是。”二说甚相类。仆谓二词正所以状宫中向夜萧索之意，非以形容盛丽之为，固虽天上非人间比，使言高烧画烛，贵则贵矣，岂复有长恨等意邪？观者味其情旨，斯可矣。
南宋车若水《脚气集》：唐明皇天宝之事，诗人极其形容，如《长恨歌》，全是讥笑君父，无悲哀恻怛之意；《连昌宫词》差胜，故东坡喜书之。
南宋陈模《怀古录》：前辈论李商隐《咏骊山》云云，以为白乐天《长恨歌》费一篇，而不如商隐数句包括得许多意。盖述得事情出，则不必垂泪断肠，而自不能不垂泪断肠也。
南宋史绳祖《学斋占毕》：唐明皇纳寿王妃杨氏，本陷新台之恶，而白乐天所赋《长恨歌》乃谓“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则深没寿邸一段，盖得孔子答司败之遗意矣。《春秋》为尊者讳，此歌深得之。
明代瞿佑《归田诗话》：乐天《长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读者不厌其长；元微之《行宫》诗才四句，读者不觉其短，文章之妙也。
明代杨慎《升庵诗话》：范元实《诗话》：“白乐天《长恨歌》工矣，而用事犹误。‘峨眉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不行峨眉山也，当改云剑门山。‘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长生殿乃斋戒之所，非私语地也，华清宫自有飞霜殿，乃寝殿也，当改‘长生’为‘飞霜’则尽矣。”按郑嵎《津阳门诗》：“金沙洞口长生殿，玉蕊峰头王母祠。”则长生殿乃在骊山之上，夜半亦非上山时也。又云：“飞霜殿前月悄悄，迎风亭下风飔飔。”据此，元实之所评信矣。
明代王昌会《诗话类编》：“梨花一枝春带雨”句虽佳，不免有脂粉气，不似“朱帘莫卷西风雨”多少豪杰。
明代张纶言《林泉随笔》：白乐天《长恨歌》备述明皇、杨妃之始末，虽史传亦无以加焉。盖指其覆毕，托为声诗以讽时君，而垂戒来世。
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至如白太傅《长恨歌》《琵琶行》、元相《连昌宫词》，皆是直陈时事，而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使今世人读之，犹可想见当时之事，余以为当为古今长歌第一。
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连昌宫词》似胜《长恨》，非谓议论也，《连昌》有风骨耳。
明代胡应麟《诗薮》：唐人歌行烜赫者，郭元振《宝剑篇》，宋之问《龙门行》《明河篇》，李峤《汾阴行》，元稹《连昌辞》，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卢仝《月蚀》，李贺《高轩》，并惊绝一时。今读诸作，往往不厌人意。
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集》：乐天《长恨歌》妙极才人之致，格少下耳。
明代许学夷《诗源辩体》：乐天七言古、《长恨》《琵琶》及《新乐府》，虽成变体，然尚有唐人音调。至“一日日”“一年年”及“达哉乐天行”，则全是宋人声口，始为大变矣。
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或问《长恨歌》与《连昌宫词》孰胜？余曰：“元之词微著其荒纵之迹，而卒章乃不忘箴谏。若白作止叙情语颠末，诵之虽柔情欲断，何益劝戒乎？”
明代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唐汝询又曰：乐天云：“一篇长恨有风情”，此自赞其诗也。今读其文，格极卑庸，词颇娇艳；虽主讥刺，实欲借事以骋笔间之风流。其称“风情”，自评亦当矣。《品汇》收《琵琶行》而黜此，为其多肉而少骨也。唐陈彝曰：白善敷衍，真长篇手。“死别经年”，“不曾人梦”二句，起下迎神话头。“揽衣推枕”四语，皆从“惊”字生意。“临别殷勤”以下，天子私语，傍岂无人？恃钗钿足信矣。此段文人装点不可知。唐孟庄曰：“旌旗无光”句，惨。“夜雨闻铃”句，是实事。“春风桃李”二句，冷语含情，摹写入细。“忽闻”二字，装点其真；“虚无缥缈”，明见其假。“风吹仙佩飖飙举”四语，俱以媚词描写，是其弄笔法处。“旧物表深情”，方士所恃以欺上皇者。长生殿“夜半私语”，方士交通近臣，漏此言为信。钟人杰曰：文亦茜丽。周珽曰：作长篇法如构危宫大厦，全须接隼合缝，铢两皆称。乐天《琵琶行》《长恨歌》几许胆力，觉龙气所聚，有疑行疑伏之妙，读者未易测其涯岸。
明代唐汝询《唐诗解》：此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始则求其人而未得，既得而爱幸之，即沦惑而不复理朝政矣。不独宠妃一身，而又遍及其宗党，不惟不复早朝，益且尽日耽于丝竹，以致禄山倡乱，乘舆播迁。帝既诛妃以谢天下，则宜悔过，乃复展转思，不能自绝。至令方士遍索其神，得钿合金钗而不辨其诈，是真迷而不悟者矣。吁！以五十年致治之主，而一女子覆其成功，权去势诎，而以忧死。悲夫！女宠之祸，岂浅鲜哉！花钿委地，无人收伏。后钿合金钗案，意者妃就绝之时，花钿散逸，民间必有得之者，方士特挟此以欺上皇，非有他术也。又：《连昌》纪事，《琵琶》叙情，《长恨》讽刺，并长篇之胜，而高、李弗录。余采而笺释之，俾学者有所观法焉。
清代宋征璧《抱真堂诗话》：七言初唐、盛唐虽各一体，然极七言之变，则元、白、温、李皆在所不废。元、白体至卑，乃《琵琶行》《连昌宫词》《长恨歌》未尝不可读。但子由所云“元、白纪事，尺寸不遗”，所以拙耳。
清代贺贻孙《诗筏》：长庆长篇，如白乐天《长恨歌》《琵琶行》，元微之《连昌宫词》诸作，才调风致，自是才人之冠。其描写情事，如泣如诉，从《焦仲卿》篇得来。所不及《焦仲卿》篇者，正在描写有意耳。拟之于文，则龙门之有褚先生也。盖龙门与《焦仲卿》篇之胜，在人略处求详，详处复略，而此则段段求详耳。然其必不可朽者，神气生动，字字从肺肠中流出也。白乐天自爱其讽谕诗，言激而意质，故其立朝侃侃正直。……及读其《长恨歌》诸作，讽刺深隐，意在言外，信如其所自评，又不独《大觜乌》《雉媒》等篇之有托而言也。
清代黄周星《唐诗快》：乐天诗如《长恨歌》《琵琶行》，皆所谓老妪解颐者也。然无一字不深入人情，而且刺心透髓，即少陵、长吉歌行皆不能及。所以然者，少陵、长吉虽能为情语，然犹兼才与学为之；凡情语一夹才学，终隔一层，便不能刺透心髓。乐天之妙，妙在全不用才学，一味以本色真切出之，所以感人最深。由是观之，则老妪解颐，谈何容易！
清代吴乔《围炉诗话》：《连昌》《长恨》《琵琶行》，前人之法变尽矣。
清代魏裔介《兼济堂文集》：余读白乐天《长恨歌》，而不能无疑也。妃子以倾国之色，专宠金屋。养成渔阳之乱，以致鼙鼓动地，城阙烟生。翠华西幸，六军不发。蛾眉死于马前，花钿委于陌上。明皇于此，其有悔心之萌矣。故杜子美诗称之曰：“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以见肃宗之所以能中兴者，由于明皇割衽席之爱，以援六军之心。天下闻之，皆知其有迁善改过之思也。至于龙驭既回，春风桃李，秋雨梧桐；复动其鸳鸯翡翠之梦，是以临邛道士乘间而入之。排空驭气，得之海上仙山。寄钿钗以明心；忆七夕之私语。此术士幻化之所为，明皇堕其中而不觉也。夫以妃子之狐媚，误人家国。使其死而有知，亦不过为丽色之鬼耳，岂得复处于金阙玉扃之间哉！然则七日之语，何以知之？金钿之寄，胡为来乎？此术之易晓者耳。凡物之精魅者，尚能知人已往之事，岂鸿都羽客而不解此耶！余深怪明皇之既悟而复迷，乐天又著为歌词以艳其事。恐后之人君陷溺于中，甘心尤物而煽处者，且亡觊其死后之余荣也。则所云窒乱阶者，恐反为乱阶矣。故诗人之义，必当以子美为正。
清代杜诏、杜庭珠《中晚唐诗叩弹集》：诏按：明皇荒淫乱政只三字蔽之（“从此君王”句下）。庭珠按：此下明皇幸蜀及缢贵妃于马嵬之事（“千乘万骑”句下）。庭珠按：此下上皇还京之事。诏按：上写禄山犯阙，只“鼙鼓”二字，此写肃宗收复，只“天旋地转”四字：读者但觉叙事明畅，不知简径至此（“天旋地转”句下）。庭珠按：此下命令求贵妃之事（“魂魄不曾”句下）。庭珠按：此下重申密约，结归长恨之意（“天上人间”句下）。
清代徐增《而庵诗话》：收纵得宜，调度合板，譬如跳狮子，锣也好，鼓也好，狮子也跳得好，三回九转，周身本事，全副精神俱显出来。
清代毛先舒《诗辩坻》：《解颐新语》云：“诗贵和平，令人易晓。”予谓和平固术在易晓。又云：“子渊《箫颂》传于宫媵，百药《童规》讽于樵厮，《长恨》一曲童子解吟，《琵琶》一篇胡儿能唱，岂必深险哉！“予谓诗不贵险，却自须深，元、白鄙俚，讵足为训！
清代汪立名《白香山诗集》：按《隐居诗话》云：“唐人咏马嵬事多矣，世所称者，白居易‘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此乃歌咏禄山能使官兵叛，逼迫明皇，不得已而诛杨妃也。岂特不晓文章体裁，而造语蠢拙，抑亦失臣下之事君之礼。老杜则不然，其《北征》诗曰：‘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乃见明皇鉴夏商之败，畏天悔祸，赐妃子以死，官军何与焉！”此论为推尊少陵则可，若以此贬乐天则不可。论诗须相题。《长恨歌》本与陈鸿、王质夫话杨妃始终而作，犹虑诗有未详，陈鸿又作《长恨歌传》，所谓“不特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自与《北征》诗不同。若讳马嵬事实，则“长恨”二字便无著落矣。读诗全不理会作诗本末，而执片词肆议古人，已属太过；至谓歌咏禄山能使官军云云，则尤近乎锻炼矣。宋人多文字吹求之祸，皆酿于此等议论。若唐人作诗，本无所谓忌讳，忠厚之风，自可慕也。然陈传中叙贵妃进于寿邸，而白诗讳之，但云“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安得谓乐天不知文章大体耶？倘有祖其谬以罗织少陵者，必将以少陵《忆昔时》“张后不乐上为忙”句为失以臣事君，“百官跣足随天王”句为歌咏吐蕃追逼代宗，又岂通论乎？
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此讥明皇之迷于色而不悟也。以女宠几于丧国，应知从前之谬戾矣。乃犹令方士遍索，而方士固得以虚无缥缈之词为对，遂信钿钗私语为真，而信其果为仙人也。天下有妖艳之妇而成仙人者耶？诗本陈鸿《长恨传》而作，悠扬旖旎，情至文生，本王、杨、卢、骆而又加变化者矣。时有一妓夸于人曰：“我能诵白学士《长恨歌》，岂与他妓等哉！”诗之见重于时如此。
清代薛雪《一瓢诗话》：白香山：“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有喜其工，有诋其俗。东坡小词：“故将别语调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人谓其用香山语，点铁成金。殊不然也。香山冠冕，东坡尖新，夫人婢子，各有态度。
清代蔡显《红蕉诗话》：乐天《长恨歌》艳亵，非其至者，《游悟真寺》诗空前绝后，无从钻仰矣。
清代贺裳《载酒园诗话》：王勉夫《丛谈》中多辨论，余独喜其一则。乐天《长恨歌》“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或谓岂有兴庆宫中夜不点烛，明皇自挑灯之理？王曰：“此所以状宫中向夜萧索之意，使言高烧画烛，贵则贵矣，岂复有长恨意耶？”此言深得诗人之致，前说小儿强作解人耳。
清代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连昌宫辞》轻隽，《长恨歌》婉丽，《津阳门诗》丰赡，要当首白而尾郑。顾前人诸选惟收元作者，以其含有讽谕耳。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唐宋诗醇》：《长恨》一传，自是当时传会之说，其事殊无足论者。居易诗词特妙，情文相生，沉郁顿挫，哀艳之中，具有讽刺。“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君王掩面救不得”，皆微词也。“养在深闺人未识”，为尊者讳也。欲不可纵，乐不可极，结想成因，幻缘奚罄？总以为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礼义者戒也。通首分四段：“汉王重色思倾国”至“惊破霓裳羽衣曲”，畅叙杨妃擅宠之事，却以“渔阳鼙鼓动地来”二句暗摄下意，一气直下，灭去转落之痕。“九重城阙烟尘生”至“夜雨闻铃断肠声”，叙马嵬赐死之事，“行宫见月伤心色”二句暗摄下意，盖以幸蜀之靡日不思，引起还京之彷徨念旧，一直说去，中间暗藏马嵬改葬一节，此行文飞渡法也。“天旋日转回龙驭”至“魂魄不曾来入梦”，叙上皇南宫思旧之情，“悠悠生死别经年”二句，亦暗摄下意。“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末，叙文士招魂之事，结处点清“长恨”，为一诗结穴，戛然而止，全势已足，更不必另作收束。
清代袁枚《随园诗话》：考据家不可与论诗。或訾余《马嵬》诗，曰：“‘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当日贵妃不死于长生殿。”余笑曰：“白香山《长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何曾路过峨嵋耶？”其人语塞。
清代袁枚《马嵬四首·其二》：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清代李锳《诗法易简录》：香山诗以讽喻，卷中《新乐府》及《秦中吟》为最，《长恨歌》等乃其次也。
清代宋宗元《网师园唐诗笺》：闲处一束，无限低徊（“遂令天下”二句下）。从景上写出悲凉情味，虚际描摹，笔意宕漾，如聆三峡猿啼（“蜀江水碧”四句下）。引起下半首（“悠悠生死”二句下）。回眸一盼（“犹似霓裳”句下）。征典故以虚无异样，空灵缥缈（“临别殷勤”四句下）。
清代宋绳祖《论诗绝句》：十首秦吟寄正声，漫夸长恨有风情。祇因轻俗斯言误，岂是前贤累后生。
清代赵翼《瓯北诗话》：香山诗名最著，及身已风行海内，李谪仙后一人而已。……盖其得名，在《长恨歌》一篇。其事本易传，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有声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学士既叹为不可及，妇人女子亦喜闻而乐诵之。是以不胫而走，传遍天下。又有《琵琶行》一首助之，此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况又有三千八百四十首之工且多哉！又：《长恨歌》自是千古绝作。其叙杨妃入宫，与陈鸿所传选自寿邸者不同，非惟惧文字之祸，亦讳恶之义本当如是也。惟方士访至蓬莱，得妃密语归报上皇一节，此盖时俗讹传，本非实事。明皇自蜀还长安，居兴庆宫，地近市廛，尚有外人进见之事。及上元元年，李辅国矫诏迁之于西内，元从之陈玄礼、高力士等，皆流徙远方，左右近侍，悉另易人。宫禁严密，内外不通可知。且鸿传云：上皇得方士归奏，其年夏四月，即晏驾。则是宝应元年事也。其时肃宗卧病，辅国疑忌益深，关防必益密，岂有听方士出入之理！即方士能隐形入见，而金钗、钿盒，有物有质，又岂驭气者所能携带？此必无之事，特一时俚俗传闻，易于耸听，香山竟为诗以实之，遂成千古耳。
清代孙洙《唐诗三百首》：七字一篇纲领。思倾国，果倾国矣。欲而得之，何恨之有（“汉皇重色”句下）？以下八句，写日中情景，花草人物都到（“芙蓉如面”八句下）。以下八句，写夜间情景，日初昏至将晓都到（“夕殿萤飞”八句下）。一句起下（“悠悠生死”句下）。诙谐入妙（“山在虚无”句下）。空虚处偏有实证（“风吹仙袂”二句下）。点题结穴（“此恨绵绵”句下）。
清代翁方纲《石洲诗话》：白公之为《长恨歌》《霓裳羽衣曲》诸篇，自是不得不然。不但不蹈杜公、韩公之辙也，是乃“浏漓顿挫，独出冠时”，所以为豪杰耳。始悟后之欲复古者，真强作解事。
清代祝德麟《读白诗偶有所触因韵成篇》：玉环工狐媚，天子困蒙尘。诗家本忠爱，各各歌咏繁。特著色荒戒，以明丧乱原。不拘春秋例，隐讳为尊亲。白傅长恨歌，实开传奇门。一笑百媚生，七字无穷春。侍儿扶出浴，形容更温存。既非杨白花，飘荡感红巾。又非长发尼，秽迹彰金轮。后妃妖冶态，臣下岂宜云。原其立言体，滥觞三百篇。卫风硕人章，所颂君夫人。脂肤蝤蛴领，细腻如手扪。倩盼光合离，阿堵能传神。一幅佳丽图，千载犹销魂。小君处宫围，出则乘翟軿。谁曾亲见来，写此婵娟真。文章妙绝世，礼教恐未安。倘令触忌讳，谓是媟狎言。律以大不敬，夫何辞罪愆。文人兴会到，好骋词藻妍。六经不敢议，圣人偶未删。
清代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石洲谓《长恨歌》独出冠时，所以为豪杰。后来欲复古者，实强作解事。夫以《长恨歌》之冶荡纤弱，只合与歌使读者，而目为豪杰，自流滥于此，遂可以人之复古为多事耶？又：“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此南北曲中猥亵语耳，词家不肯道此，而况诗哉！然元之诗品又不逮白，而《连昌宫词》收场用意实胜《长恨歌》。艳《长恨》而亚《连昌》，不知诗之体统者也。“寂寞古行宫”二十字，足赅《连昌宫词》六百余字，尤为妙境。诗品至微之，犹非浪得名也。瞿宗吉谓：“《长恨歌》一百廿句，读者不厌其长，微之《行宫》诗才四句，读者不觉其短，文章之妙也。”以二诗并称，非知诗者。
清代施补华《岘佣说诗》：香山《长恨歌》今古传诵，然语多失体。如“汉皇重色思倾国”，明明言唐，何必曰汉？“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期”，岂非讪谤君父？“孤灯挑尽未成眠”，又似寒士光景；南内凄凉，亦不至此。读《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诗，叙天宝事只数语，而无限凄凉，可悟《长恨歌》之繁冗。
清代朱庭珍《筱园诗话》：至香山《长恨》《琵琶》二篇，亦一时风行，名满天下，至妓人能诵《长恨歌》，即增身价，到今脍炙人口。
清代张祖廉《定盦先生年谱外纪》：先生谓《长恨歌》“回头一笑百媚生”，乃形容勾栏妓女之词，岂贵妃风度耶？白居易直千古恶诗之祖。
近代王文濡《唐诗评注读本》：记事文之最上乘者，不著一句议论，而褒贬之意，自在言外，今观如此长歌，虽通体叙事，而读之便觉得美人情重江山轻，不啻为明皇一生写照，何等魄力？至于文字之哀艳动人，气度之从容不迫，声调之婀娜有致，尤令人百读不厌。
近代高步瀛《唐宋诗举要》：结处戛然而止，不纠缠方士复命，上皇震悼不豫等事，笔力高人数倍。吴北江曰：“如此长篇，一气舒卷，时复风华掩映，非有绝世才力未易到也。”
近代钱振锽《谪星说诗》：香山之诗，是也。其与元稹论文，不肯一句放过“讽刺”“比兴”字样，则非也。斤斤然病“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为无所讽，宜乎后之迂人亦议其《长恨歌》为无所规，议其忆妓诗多于忆民诗也。
近代王国维《人间词话》：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见。不独作诗为然，填词家亦不可不知也。
近代刘铁冷《作诗百法》：此诗为唐白乐天居易所撰，时在长庆中，故名长庆体。此诗皆为七言绝诗。平声与仄声，间次而押，如初四句为押平声，次四句即押仄声，次四句又押平声，次四句又押仄声。盖每四句一转，每一转四句。凡押韵者三句也，例如第一、第二、第四句押韵，第三句必不押韵。如押平韵，除第一、第二、第四三句押韵外，第三句之收字为仄声。押仄韵，第三句之收字为平声。但古人亦有平转平，仄转仄者，此法必不可学。且工于长庆体之名人，每于第三第四句作对偶，故《长恨歌》中，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沉沉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往往而是。又每四句中之末一字或末二字，又下起句之一字或二字相连。如收韵末二字为“伤春”，则下句起二字亦用“伤春”二字。此虽非白居易所定，后人多有效之。
近代蒋抱玄《民权素诗话·萱园诗话》：古诗尤贵章法，开合提顿，排奡摇曳，缺一不可，叙事之作尤要。香山之《长恨歌》，脍炙人口，千古传诵，其实不及《琵琶行》之结构有法。……《长恨歌》平铺直叙，从选妃起至寄钗止，无提振关束之笔，似嫌平衍。惟其遣词秀丽，情韵双绝，为一时传诵。所谓入时之眉样，非诗律之极轨也。此诗阅者往往滑口读过，特表而出之，敢以质诸博雅君子之论定焉。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自来文人作品，其最能为他人所欣赏，最能于世间流播者，未必即是其本身所最得意，最自负自夸者。若夫乐天之《长恨歌》，则据其自述之语，实系自许以为压卷之杰构，而亦为当时之人所极欣赏，且流播最广之作品。此无怪乎历千岁之久至于今日，仍熟诵于赤县神州及鸡林海外“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元微之《白氏长庆集序》中语）也。……综括论之，《长恨歌》为具备众体体裁之唐代小说中歌诗部分，与《长恨歌传》为不可分离独立之作品。故必须合并读之，赏之，评之。明皇与杨妃之关系，虽为唐世文人公开共同习作诗文之题目，而增入汉武帝、李夫人故事，乃白、陈之所特创。诗句传文之佳胜，实职是之故。此论《长恨歌》者不可不知也。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俞平伯《〈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若率意读之，《长恨歌》既已乏味，而《传》尤为蛇足。《歌》中平铺直叙，婉曲之思与凄艳之笔并少，视《琵琶行》《连昌宫词》且有逊色。至陈鸿作《传》，殆全与《歌》重复，似一言再言不嫌其多者然，其故殊难索解。夫以一代之名手抒写一代之剧迹，必有奇思壮采流布文坛，而今乃平庸拖沓如此，不称所期许，抑又何耶？
中国古代文史学家程千帆《〈长恨歌〉与〈圆圆曲〉》：汉武、唐玄与夫李、杨二妃之事，其迹固同，而《歌》有“汉皇重色思倾国”之语，《传》有“如汉武帝李夫人”之文，尤为本证。诗中先出汉皇之重色，后叙道士之致魂，既免突兀，而长篇布署，亦用此以见照应。……《长恨歌》所用之事，初虽假作暗喻，然其后半则由典实之比拟，进而为故事之演化。故所作之描写与所暗用之典实，始近而终远。其结果挥空成有，乃变为全诗整个本事中之一部分。是因中有创也。
现代学者、词学家夏承焘《读〈长恨歌〉——兼评陈寅恪教授之〈笺证〉》：《长恨歌》乃自来传诵最广之长篇纪事诗，亦乐天平生文事之极作，虽其自述尚有歉词，然百世公评有时反胜于作者寸心也。推其致盛之由，约有二事：其一，关于故事者。明皇、杨妃之一生，极人世荣华旖旎之享乐，复有一哀怨动人之结局，相形益彰，为我国最酣恣浪漫之情场故事。（《孔雀东南飞》但具其阴暗之一面，以此点言，美善犹憾。）其一，关于文术者。白氏以其轻扬流利之笔，写此缠绵哀怨之情，风华蕃艳之中，无一艰难奥涩之词，既能文情相生，又恰与一般绮年儿女之心口相应。集此二因，故流照艺林，光景常新。评家高论，即间有致不满之词者，如赵次公注杜诗，引苏子由语，以诗法繁简不同，谓此歌不如杜之《哀江头》。然一二学人老宿之偏见，不能夺千百载文家之深嗜也。
现代学者、文学研究家钱锺书《管锥编》：陈《传》“出天界没地府以求之不见”云云，白《歌》“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云云，囊括道士三奏，事既一时盛传，人所多言，我寡言之，诗文剪裁法耳。
现代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傅雷《傅雷家书》：至于《长恨歌》，那气息的超脱，写情的不落凡俗，处处不脱帝皇的nobleness（雍容气派），更是千古奇笔。看的时候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方法：一是分出段落看叙事的起伏转折；二是看情绪的忽悲忽喜，忽而沉潜，忽而飘逸；三是体会全诗音节与韵的变化。再从总的方面看，把悲剧送到仙界上去，更显得那段罗曼史的奇丽清新，而仍富于人间味（如太真对道士说的一番话）。还有白居易写动作的手腕也是了不起：“侍儿扶起娇无力”“君王掩面救不得”“九华帐里梦魂惊”几段，都是何等生动！“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写帝王逃难自有帝王气概。“翠华摇摇行复止”，又是多鲜明的图画！最后还有一点妙处：全诗写得如此婉转细腻，却仍不失其雍容华贵，没有半点纤巧之病（细腻与纤巧大不同）。明明是悲剧，而写得不过分的哭哭啼啼，多么中庸有度，这是浪漫底克兼有古典美的绝妙典型。
后世影响
国内影响
白居易生前诗名已甚著，上至皇帝，下至庶民，没有不知乐天的。其“名入众耳”的原因，主要是早年的作品《长恨歌》。他在《与元九书》中自述：“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又云：“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两相比较，再推之以时事情理，可知时人最喜爱的实为《长恨歌》而非《秦中吟》之类。这类长篇叙事诗，在一气舒卷之中，有着曲折离奇、自具首尾的情节描写和完整鲜明的人物形象；而在语言音节上以律调参融入乐府歌行，特别显得流畅匀称，优美和谐。当时号为“元和体”，又称为“千字律诗”。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的《永和宫词》和《圆圆曲》，甚至于近代诗人王闿运的《圆明园词》等作品的创作风格都曾受此影响。
《长恨歌》风行海内，受其影响的作品很多，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稗官野史、笔记小说，如唐代李肇《唐国史补》、郑处诲《明皇杂录》、卢肇《逸史》等。《唐国史补》中的“命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的叙述，当是受《长恨歌》“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影响。第二类是文人的文学创作。相比于第一类，这一类受《长恨歌》的影响更大。首先是从《长恨歌》咏唱杨贵妃沐浴华清池与长生殿唐玄宗和杨贵妃夜半密誓以来，引起了唐人吟咏华清池、华清宫和长生殿的浓厚兴趣，以此为题材的作品骤然增多。《长恨歌》问世前的诗歌以泛咏为多，其后的作品则大都把华清池、华清宫、长生殿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紧密联系了起来，这和《长恨歌》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如李商隐《华清宫》：“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其次，计有功《唐诗纪事》载：“马嵬太真缢所，题诗者多凄感。”这不仅是时代与题材使然，也与《长恨歌》的影响不无关系。如于濆《马嵬驿》：“常经马嵬驿，见说坡前客。一从屠贵妃，生女愁倾国。是日芙蓉花，不如秋草色。当时嫁匹夫，不妨得头白。”高骈《马嵬驿》：“玉颜虽掩马嵬尘，冤气和烟锁渭津。蝉鬓不随銮驾去，至今空感往来人。”尤为明显的是李商隐的七律《马嵬》，与《长恨歌》的题材和感情基调竟惊人地一致：“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宋代，《绿窗新话》中就收集了不少有关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小说作品，如《杨贵妃舞霓裳曲》《明皇爱花奴羯鼓》《杨贵妃窃宁王玉笛》《唐明皇咽助情花》等。刘斧《青琐高议》也收录了《骊山记》《温泉记》《贵妃袜事》《马嵬行》小说四篇。尤可注意的是，宋代还出现了在唐玄宗和杨贵妃故事演变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小说《杨太真外传》。作者乐史以陈鸿《长恨歌传》（演绎《长恨歌》的故事）为主要框架，摭采《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安禄山事迹》《酉阳杂俎》等笔记小说，润饰成《杨太真外传》。《杨太真外传》不仅在故事情节上对《长恨歌传》多有承袭，而且其“有道士杨通幽自蜀来……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宫宴驾”一段，与通行本《长恨歌传》几无一字删易；其“非徒拾杨妃之故事，且惩祸阶而已”，显然是通行本《长恨歌传》“创作缘起”关于《长恨歌》创作意图推测的又一新版本。
一般认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最晚在宋、金对峙时期就已经被搬上舞台。元代以后，唐玄宗和杨贵妃故事的演绎主要出现在戏曲领域，许多戏剧家都涉足了这一题材。主要作品有关汉卿《唐明皇哭香囊》、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唐明皇游月宫》、庾天锡《杨天真华清池》《杨太真霓裳怨》、李直夫《念奴娇乐》、岳伯川《罗光远梦断杨贵妃》、汪道昆《唐明皇七夕长生殿》、叶宪祖《鸳鸯寺冥勘陈玄礼》、戴应鳌《钿合记》、吾邱瑞《合钗记》、王湘《梧桐雨》、徐复祚《梧桐雨》、吴世美《惊鸿记》、钮格《磨尘鉴》、孙郁《天宝曲史》、洪昇《长生殿》、唐英《长生殿补》、许廷录《蓬壶院》等。这些作品的构思或多或少受到了《长恨歌》的启发。例如，《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第四折是根据《长恨歌》“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诗意渲染而成，剧本题目也正来源于此。在故事情节上，《长生殿》继承了《长恨歌》纯化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传统，把杨贵妃写成一个宫女，隐去了出于寿邸的事实；在情感氛围上，《长生殿》以《长恨歌》为基础，给予更为浓重的渲染，如第二十九出《闻铃》把《长恨歌》的“夜雨闻铃肠断声”渲染成一百余字的曲子；在遣词造句上，《长生殿》或化用、或直接引用《长恨歌》的词句而无生拉硬凑之弊，使之与整部作品浑然一体。 [49]
进入现代，《长恨歌》及其衍生作品中有关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被改编成戏曲小说、人物传记，反映了现代人对两人爱情故事的新思考、新评价。如南宫博创作的长篇小说《杨贵妃》、吴因易创作的系列小说《宫闱惊变》《开元盛世》《魂销骊宫》《天宝狂飙》等。此外，在戏剧、电影、电视方面，唐玄宗和杨贵妃仍是活跃的艺术形象，编导和表演艺术家都不满足于按照传统架构情节，而体现出对“老故事”的新诠解。如赵大民、李郁文所编话剧《唐明皇与杨贵妃》，让唐明皇和晚其八十年的白居易对话，在梨树的见证下，共同讨论《长恨歌》；姜朝皋、李景文创作的京剧剧本《贵人遗香》，则以马嵬坡为引子，导出一段曲折复杂的故事。经过改编的昆曲《长生殿》，突出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歌颂了他们的生死不渝和坚贞执着；越剧《杨贵妃》则从另一角度改造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把他们作为一对具有卓绝才艺的艺术家来描绘。由王元龙、李丽华主演的电影《杨贵妃》仍师承清代民间俗曲中的杨贵妃秽乱春宫之意；而电影《杨贵妃》、电视剧《唐明皇》，则抛弃了简单的批判或歌颂，展现了更广阔、更复杂的社会矛盾与人物的心理世界。 [49]
除此之外，《长恨歌》中还有不少经典名句，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等。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被后人一再引用，成为描写爱情的名句。像“天生丽质”“回眸一笑”“渔阳鼙鼓”“天旋地转”“梨园弟子”“碧落黄泉”“虚无缥缈”“仙山琼阁”“珠箔银屏”“梨花带雨”“镜破钗分”“比翼连枝”“此恨绵绵”等成语也是出自此诗。
海外影响
一般认为，《长恨歌》是因《白氏长庆集》的东渡而在日本流传开来的。《长恨歌》传入日本，可谓“举世皆学之”，而且“盛而不衰”。它不仅被收录到《千载佳句》《和汉朗咏集》《新撰朗咏集》等书中，被广为传诵，而且受到上至天皇、下至平民的普遍欢迎。平安时代的宇多天皇曾命画师将《长恨歌》的人物故事绘在屏风上，又命诗人纪贯之和伊势作成和歌来吟诵。《伊势集》中有以《长恨歌》所载唐玄宗和杨贵妃故事为题材的和歌十首，以相互唱和的形式再现了《长恨歌》男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据《更级日记》等书介绍，在日本还有把《长恨歌》改写成故事、绘制成画册的。至镰仓时代后期，又有《长恨歌》的单行抄本（正安二年附有后记的古抄本）流传于世。另外，日本的注释性书籍，如《河海抄》《湖月抄》《细流抄》《弄花抄》及明治以后吉泽义则的《对校〈源氏物语〉新释》的校注等，都摘引过《长恨歌》。
《长恨歌》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引发了日本作家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故事的浓厚兴趣，使《长恨歌》的故事不断出现在日本文学作品中。其中，平安时代的宫廷女作家紫式部于十一世纪写成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较为有名。《源氏物语》不但直接引用、化用了《长恨歌》的词句，述及了《长恨歌》的故事，而且其中的《桐壶》《魔法使》等卷均以唐玄宗对杨贵妃生前的宠爱、死后的悲悼，以及派遣方士仙山寻觅等情节为蓝本。《今昔物语》《俊赖无名抄》《唐物语》《太平记》《曾我物语》等书中亦可见到同一题材的作品。从十七世纪初开始，一种被称作“假名草子”的通俗性短篇小说盛行日本，而中国的传奇小说是其题材的重要来源，如《杨贵妃物语》即取材于白居易《长恨歌》和陈鸿《长恨歌传》等。当代日本作家渡边龙策收集了杨贵妃在日本的传说，创作了《杨贵妃复活秘史》。当代日本文坛泰斗井上靖，也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创作了历史小说《杨贵妃传》。可以说，《长恨歌》的故事在日本已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创作题材了。
作品争议
由于《长恨歌》写的是帝王和后妃的爱情悲剧，也由于诗人对他所写的这个悲剧不是持完全批判的态度，表现的思想情绪甚为复杂，所以围绕诗歌的主题历来争议很多。早在20世纪20年代，俞平伯在《〈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一文中认为，《长恨歌》记录了一件皇家逸闻，杨贵妃在马嵬坡并没有被赐死，后来她换装隐逃，流落民间。唐玄宗晚年对杨贵妃的思念，不是死别之苦，而是生离之恨。这一见解对后来隐事说和爱情说主题的形成都产生了影响。20世纪40年代，陈寅恪在《〈长恨歌〉笺证》一文中提出了“鉴惑”说，认为《长恨歌》是为讥讽唐玄宗多内宠而作，这一见解直接影响到讽谕说主题的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长恨歌》主题研究先后出现了三种观点：其一，认为《长恨歌》的主题表现在讽刺唐玄宗的方面，由此暴露了皇家的罪恶；其二，认为《长恨歌》的主题歌颂了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的爱情；其三，认为《长恨歌》的主题兼及讽刺与爱情两个方面，从而形成了双重主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长恨歌》的主题研究走向深入，先后出现了隐事说、讽谕说、爱情说、感伤说、自伤说和多重主题说等六种不同的观点。
首先提出隐事说的是俞平伯。在此说的基础上，周煦良加以引申和佐证，认为“诗的中心思想是写杨妃不忠实于爱情”，诗后半部分所写的内容表明杨贵妃对唐玄宗已忘得一干二净，诗的末尾二句“乃诗人结语，不接杨妃”。在写作方面，《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传述大体相同，陈鸿《长恨歌传》末云：“夫希代之事非与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唐玄宗和杨贵妃之事既载于国史，又何必担心“与时消没”呢？据此，《长恨歌》所述实为“世所不闻”的隐事。俞平伯基本上同意周煦良的看法，但他又认为末二句“实遥应篇首”“本意固在惩尤物窒乱阶，却又不能扬家丑显国恶，故贬褒互用，美中有刺”。从中可知俞平伯对其旧说提出了修正，但从总体上看，隐事说的观点没有改变。曾有李宗为、刘永濂等人发表看法，认为隐事说过于牵强，难以成立。隐事说不是从文本出发，推测的成分太多，一定程度上有背离文本之嫌，或许人们因此对隐事说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热情。
讽谕说认为《长恨歌》讽刺了唐玄宗荒淫误国，劝诫君王制情节欲，以守君道。自陈寅恪《〈长恨歌〉笺证》一文发表后，支持者甚众。持讽谕说的代表人物是周天，他指出《长恨歌》描写的人物和情节都取材于安史之乱。以此为背景，周天以真人真事为《长恨歌》作笺证，论证酿成安史之乱以及马嵬兵变、妃死国危、生民涂炭的悲剧起因，进而认为出现这一悲剧实由唐玄宗迷恋杨贵妃、宠信诸杨集团和安禄山、贪欢怠政而起。此外，周天又从《长恨歌》本身入手，认为前半部分明显地带有讽刺的思想内涵，后半部分改为抒情浪漫笔调，并非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而是写杨贵妃的“生亦惑，死亦惑”（《李夫人》），说明唐玄宗继续执迷不悟。在这里，周天突出了作品的讽谕和鉴戒意义。周天的论著《〈长恨歌〉笺说稿》发表后，许多学者表示支持讽谕说。刘西建认为《长恨歌》有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惋惜唐玄宗由于自怠、纵欲而不能善始善终，终于断送了事业；第二部分诗人把惋惜之情扩展到唐玄宗个人生活的痛苦以及他和杨贵妃爱情生活的毁灭方面。“诗人通过对唐玄宗和杨贵妃荒淫误国的讥讽和对他们彼此怀恋的描写，表达了对唐玄宗晚节不保的深切惋惜之情，以告诫后来的帝王慎始善终。稍后，陈兹信从白居易的创作思想和意图上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不是真正的爱情，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怀念只是一种怀旧，进而得出结论否定爱情说，肯定讽谕说。这一时期支持讽谕说的还有张殿臣、娄瑞怀等人。讽谕说虽然获得了广泛支持，但也遭到了非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这一观点过分强调了“以史论诗”，忽视了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之间的区别；其二，过分强调《长恨歌》和《长恨歌传》的一体，忽视了两者之间的独立性。
率先提出爱情说的是张安祖。主要论据如下：其一，他认为白居易对《长恨歌》的主题早有交待。白居易指出：“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风情意谓描写爱情。其二，从《长恨歌》的内容看，作品前半部分虽有讽刺，但讽意极轻，所谓劝百讽一；作品后半部分则充分地表现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颂歌。其三，从选材看，白居易对史实进行了取舍，对那些可能影响唐玄宗和杨贵妃形象的都做了最大限度的舍弃或巧妙的变动。稍后，马茂元、王松龄在《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一文中指出：作品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形象已脱离了他们的“历史原型”，作品中所描写的爱情悲剧已不再“仅仅是帝王宫妃的离合，而具有普通男女爱情的悲剧的性质”。因此，既要看到作品“通过李、杨的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爱情的坚贞专一，倾诉了对他们在爱情上不幸遭遇的深刻同情”，同时也要看到作品“在客观上反映了李、杨故事的原始创造者——处在中唐战乱时代的人们（包括文人）对美满爱情的理想和渴求。”霍巨燃、李雪竹则在《应识深情“长恨”中》一文中表示，作品中唐玄宗和杨贵妃都是令人同情的人物，《长恨歌》政治色彩淡薄，篇中多为对爱情的咏叹，而且白居易把其作为爱情颂歌来写，是有其群众基础和文学原因的。王一娟从白居易早年的生活经历入手，指出白居易早年的爱情经历对《长恨歌》的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他面对唐玄宗和杨贵妃悲欢离合故事的时候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着力刻画了两人爱情被意外事件毁灭后的遗恨。此外，持爱情主题说的还有张红、朱安义等人。持爱情说观点的主要是从文本分析来推导其结论的。从表面上看，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似乎不太注重隐事说、讽谕说等方面的成果，但这一研究方法的提出却是在西方接受美学理论的影响下形成的。
感伤说认为《长恨歌》的主题是感伤国家的衰退、盛世的一去不返。在批判讽谕说、爱情说及多重主题说片面性的基础上，王新霞主张把《长恨歌》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学发展的潮流中考察，认为《长恨歌》是一首“感伤盛世衰亡的长诗”，是一曲感伤一去不复返的繁华时代的“无尽的哀歌”。“‘长恨’的含义，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诗中直接描写的李、杨爱情悲剧性结局的长恨；另一方面是作者借这个题材所要抒写的哀伤盛世衰亡的绵绵长恨。前者是现象，后者才是本质。”陈允吉从唐代变文入手发表了《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的故事构成——兼述〈长恨歌〉与佛经文学的关系》一文，明确地指出《长恨歌》是一首感伤诗，并对其感伤主题做出扼要的论述。这一时期，支持感伤说的还有金学智、薛亚康等人。感伤主题说的来源与白居易自己的认识有直接的关系。白居易曾将其诗分为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并认为感伤诗为“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于叹咏者”（《与元九书》）之作。以此来思考感伤主题说的立论基础，当白居易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的时候，《长恨歌》的主题就已经确定。持感伤说的研究者从白居易本人对《长恨歌》的认识入手自然是正确的，然而艺术形象永远大于思想，同时也大于诗人自己的认识。当文学研究与读者接受联系在一起时，这一观点无疑又有它的不足之处。
与感伤说大同小异的观点是自伤说。感伤说的视点是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与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而自伤说则认为白居易是借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抒写个人的情怀和喟叹。王拾遗在《“他生未卜此生休”——论〈长恨歌〉的主题》一文中指出：白居易在符离与一个名叫“湘灵”的女子相爱，但为礼教所限而忍痛分别。因此，《长恨歌》寄托了诗人自己的长恨。李桂奎在《论〈长恨歌〉即对人生苦闷的诉说》一文中认为，“《长恨歌》意为‘歌长恨’，是一首感伤诗，它所咏叹的是以情爱为主体的苦闷人生。”白居易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张煌绪在《情爱自伤是〈长恨歌〉的隐梦》中通过《长恨歌》与白居易情爱自伤诗在深层心理上的互感研究，得出“《长恨歌》不朽的艺术魅力就是诗人早年情爱自伤心理沉淀”的结论。王军辉在《人之挽歌——〈长恨歌〉新解读》中也指出：《长恨歌》的主题是，白居易在追思唐明皇的过程中感叹人生，抒发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人自身的哀怜挽悼之情的“人之挽歌”。
多重主题说又可分为双重主题说和双重以上的主题说。于长洪、刘光年在《关于〈长恨歌〉主题思想的讨论》中认为，《长恨歌》通过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及酿成战乱的描写，一方面表达了对腐败政治的暴露和批判，借以讽上；另一方面表达了对两人爱情悲剧的同情，借以化下。诗歌同时并重两个方面，从而形成了暴露与歌颂、讽谕与同情的统一。这是双重主题说的典型观点。稍后，郭象在《主观动机与客观艺术效果相矛盾的杰作——〈长恨歌〉主题试探》一文中指出：“作者要借明皇和杨妃的悲剧故事来讽谕统治者因荒淫而误国误身，造成绵绵长恨，而客观艺术效果却以饱蘸的笔墨不知不觉地谱写了一首李、杨爱情颂歌”。此外，持双重主题说的还有朱东润、郭预衡、刘大杰等老一辈学者。较早地在双重主题说的基础上提出多重主题说的是蹇长春。他在《〈长恨歌〉主题平议——兼论〈长恨歌〉悲剧意蕴的多层次性》一文中认为：“首先从作品的人物形象和情节结构看，《长恨歌》描写的是一个凄楚动人的爱情悲剧；其次，从政治历史的角度看，李、杨的悲剧又可以看作政治悲剧；再次，把李、杨的悲剧看作富有象征意义的时代悲剧，则其时代感伤的主题当可以成立。”进而《长恨歌》中的爱情主题、政治主题、时代主题和感伤主题各有依附。同时这三重主题是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稍后，金学智在《〈长恨歌〉的主题多重奏——兼论诗人的创作心理与诗中的性格悲剧》一文中指出：《长恨歌》以“情”为线索，贯穿于悲剧情节的始终，并串起了追怆感伤的正主题和追恋盛世、讽谕规正的副主题，使主题群交响重奏，复调和鸣。此外，支持多重主题说的还有陈慧敏等人。双重主题说到多重主题说的出现，表明《长恨歌》的主题研究是永远说不完的，这正应了“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
作者简介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贞元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后因上表请求严缉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长庆初年任杭州刺史，宝历初年任苏州刺史，后官至刑部尚书。在文学上，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其诗语言通俗，相传老妪也能听懂。与元稹常唱和，世称“元白”。有《白氏长庆集》。
